世界各国的发展经验表明，教育体系必须以学习者为中心，向学生传授当今和未来世界所需要的技能，并有效地帮助学生完成从学校到工作的转换。世界银行学院王一丹博士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力资源最大化有三个关键因素：一是建立一个灵活的教育体系，二是培养并更新人们所需技能，三是提高就业能力。因此，应该建立灵活、应变的教育体系。
        雇主需要那些有合适技能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灵活竞争力的劳动力。因此，教育需要应工作场所对青年人和成人的需求而变化，改变其原有的结构和使命，而不是简单地将学生培养为稳定的劳动力。世界银行学院王一丹博士主张，应该建立灵活、应变的教育体系。同时，将教育体系和经济发展联系起来。 “这些政策的重点和策略取决于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增长速度和中等教育的普及率。”王一丹说，在经济增长快但中等教育不发达的低收入国家，发展中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是重点。对于经济增长快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应优先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因为这些国家的中等教育的入学率通常很高。
　　中等教育是国家经济和竞争力的基础
　　中低收入国家在扩大教育机会和实现终身学习上面临不同挑战。王一丹认为，如果这些国家的经济在快速增长，有关方面则应同时扩大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
　　公共教育的资金分配要从战略的角度考虑。有些国家选择在初中教育阶段投入多，有些在高中教育阶段(包括职业教育)投入多。教育部门间资源分配的选择因国家而异，它取决于后基础教育的发展以及政策制定者对不同部门战略重要性的认识。
　　一份名为 《技能、而非文凭，东欧和中亚教育体系的目标管理》的世界银行报告建议采用更灵活、明智的投资机制，即从支持教育投入到支持教育产出。
　　据王一丹介绍，这些可行措施包括：采用生均经费投入指标，而不是把资金与投入捆绑在一起 (例如，教师、校工、计算机的数量);引入绩效预算并将其与可测算的结果直接挂钩;将激励机制引入资金使用中，奖励取得成效的参与者;寻求民营部门的资源。
　　通过民营和社区提供教育来扩大中等和高等教育规模也很重要。在菲律宾，公共部门和民营部门合作的教育项目在2008年~2009年度使567500名 (占总数的8.8%)高中学生有机会就读。为了更好地利用私立学校的过剩资源，菲律宾创立了教育服务合同(简称ESC)制度。该合同制定了公立初等学校的毕业生在私立高中就读期间的固定学费补助。据说，该方案为政府节约了费用。公立高中的生均直接成本大约是185美元，而ESC的生均成本是107美元。这一机制帮助政府解决了公立学校拥挤和质量差的问题。
　　非正规教育能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
　　正规教育不是扩大学习机会的唯一途径。在很多情况下，正规教育并不能很好地满足非传统学生的需求。而非正规教育，通过灵活的课时安排，兼职或网上学习等形式，可以弥补正规教育的不足，从而满足了人们不同的需求，扩大了学习机会。
　　王一丹举例说，澳大利亚的技术和继续教育 (简称TAFE)课程就是利用其灵活的课程安排，为来自不同群体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提供重新接受教育的机会。1974年，澳大利亚创立了技术与继续教育课程以培养劳动力的技能和知识，进而增强国家的竞争力。通过有组织的技术与继续教育项目，TAFE为在校学生、失业者、辍学者、大学生和成人，提供了一套多元、开放的教育体系。TAFE的特点是，中等教育阶段的职业教育为70%不准备立即上大学的高中学生提供与工作相关的技能。该项目的组织形式分为两种：一是将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作为高中教育学历的一部分;二是学生在完成中等教育学历的同时，有机会与雇主达成协议作为全职学生和兼职雇员获得全国认可的职业技术教育资格证书。
　　在韩国，正规教育和非正规教育并行存在，同样也为那些在正规学校系统中错过了最初学习机会的人提供第二次学习机会。王一丹说，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韩国就建立了一套在终身学习框架下的非正规教育模式。非正规教育体系与正规教育体系不但是平行的，而且还是紧密相连的。非正规教育体系颁发的证书和文凭具有与普通学校所发证书同样的效力。从小学阶段开始，非正规教育为小学辍学者提供公民教育课程;在中等教育阶段，针对公民教育的毕业生设计了技术学校。在职青少年可以参加特别设计的夜校课程。另外，他们与企业工人和家庭主妇一样都可以选修远程学习课程。
　　最值得关注的是，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可以使任何人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学习，而无需建造新教学楼。电脑和网络大大降低了教学人员和基础设备的成本。王一丹说，以科技支持的模拟技术可以教授学生如何驾驶飞机和操作机器，科技因此具有部分地替代与工作相关的培训所需设备的潜力，而限制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就是这些设备的费用。因此，网上学习，或者在线学习也意味着教育机会的增加。
　　灵活的教育结构能够满足全民学习需求
　　灵活的教育系统的关键要素之一是它的结构。
　　在美国、加拿大、英国，社区学院是教育系统中最具灵活性的一部分，因为不同年龄、不同背景的学生都可以在需要的时候在社区学院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和课程。
　　王一丹告诉记者，在美国，约有1200万名学生就读于全国1200所社区学院。在社区学院注册的学生占大学生总数的一半。他们可选学分课程或非学分课程，可作全职学生或兼职学生。社区学院有许多鲜明的特点，包括学费低、时间安排灵活、学分可转换成大学学分。因此，社区学院为当地居民提供了第二次学习、技能培训和更新技能的机会。
　　近年来，美国的社区学院出现了一股逆潮流：有些成功地完成了四年大学教育的毕业生进入社区学院更新并学习市场需要的技能。2000年，这一群体的学生占到社区学院学生总数的16%。四年制大学的毕业生回到社区学院就读的原因有很多种：寻找新的职业 (占56%)、获取发展第二职业增加收入所需的技能、更新职业和技能、丰富个人以及探索不同课程以确定职业生涯等。
　　王一丹认为，中等收入国家可仿效美国、加拿大和英国，把学院或社区学院建成教育体系中最灵活的部分，使其能够满足人们对包括大学文凭、技能更新、职业变换等方面的需求。中等教育入学率低的低收入国家可以考虑将现有的只招收初中毕业生的职业技术和培训机构，建成教育体系中最具灵活性的部分，为人们提供就业所需的技能。
　　建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进出通道
　　在许多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仍然给人 “低人一等”的印象。这成为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吸引学生的障碍之一。
　　王一丹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根本在于打破学生的 “分流”，取而代之的是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建立多种进出渠道。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新加坡和一些欧洲国家，已经用这种方法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在美国，由于高中和社区学院的结构很灵活，普通教育课程和职业教育课程之间的连接很明显。大约十几年以前，传统的高中职业技术课程由于形象差和地位低被淘汰。而后创立了名为 “职业科技/技术教育” (简称CTE)的新课程。例如，在1995年，马里兰州就决定建立职业科技教育为学生就业和继续教育作准备。学生可以在高中阶段选修职业科技教育课程，所修学分可以作为高中毕业学分的一部分。参与职业科技教育课程的学生，可以选择继续进入高等教育机构或者立即就业。职业科技教育被看作是技能水平升级的标志，也消除了学生是被普通教育 “选剩”下来的偏见。
　　新加坡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模式不同于美国，但在本国环境中运行良好。首先，政府通过设立技术教育学院 (简称 ITE)来打造 “技术教育” 品牌。技术教育学院招收成绩最低的25%的高中学生。其次，借助媒体宣传和政府对ITE的支持，政府一直努力提高技术教育在公众中的形象。最后，ITE为学生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机构敞开了大门。
　　在欧洲，现今的发展趋势是在终身学习体系下认可各种类型的学习和经验，包括正规的、非正规的和非正式的学习，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以及工作经验。欧盟 (EU)相应地开发了欧洲资格证书框架 (简称EQF)。欧洲资格证书框架确定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八个级别的技能，借此将人的学习和工作经验联系在一起。它注重的是学习者学到了什么，而不是在何处学;它有助于消除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之间的差别，帮助雇主识别技能并促进工人的可流动性。欧洲的资格证书框架起到了翻译媒介的作用，它使各国的资格证书在整个欧洲都可读懂。它具有下列几个特点：EQF是由八级可参照的标准组成的，表述的是一个人知道什么、掌握什么以及能够做什么，统称为 “学习成果”。国家的资格等级证书将会被EQF的从初级的第一级到高级的第八级参照标准所取代。EQF适用于所有类型的教育、培训和资格证书，包括从学校教育到学术、专业和职业培训。它通过认可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鼓励终身学习，促进了工人的可流动性。
　　王一丹认为，这一趋势对中低收入国家具有一定启示。
　　对于后基础教育发达的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关注的重点应当从选拔性转移到全纳性的中等教育上，同时开发终身学习体系，使人们有机会不断更新自己的技能。
　　对于低收入国家来说，关键的是要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之间发展出顺利的通道，为继续学习和就业敞开大门。而这两种教育都应当为终身学习奠定基础。
　　培养为今天和未来所需要的能力和技能
　　在任何社会，无论中等收入还是低收入、快速增长还是慢速增长，青年人都需要具备为经济发展作贡献和成为良好公民的能力。王一丹认为，没有经济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青年人将会被排除在经济体系之外，缺乏在社会中生存和获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同样，没有公民所需的能力，青年人不可能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并帮助建立和谐社会。
　　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保证并赋予任何年龄的人参与社会的权利，并有效地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社会和谐。
　　王一丹说，对于许多低收入国家而言，不论是快速还是慢速发展，重要的是要打下坚实的基本技能和能力基础。例如非洲国家正面临着在数量和质量方面加强数学和自然科学教育的挑战，当务之急是尽早地引入这些学科——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以便为国民经济培养科学和工程技术人才。
　　中等收入国家的教育质量相对较高，面临的挑战是为未来培养合适的技能。例如哈佛大学的加德纳认为，目前的正规教育基本上是为过去培养学生，而不是为未来的世界培养学生。
　　王一丹认为，在瞬息万变的经济中有效地培养学生所需的技能，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能够快速回应劳动力市场需求的教育体系;二是将劳动力市场的信号传递到供给方——教育领域的机制。
　　一般来说，传统的四年制大学主要培养高级专业人才，比如工程师和医生。普遍认为传统的四年制大学并不能有效地培养就业市场所需的中等水平的劳动力，而就业市场对该群体的需求量很大。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中期，世界各国创建了许多短期职业教育机构，如两年制的社区学院、理工学院或高级技术学院，以快速回应工业部门的需求。王一丹认为，两年制的技术学院或社区学院特别适合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的经济需求，因为这些经济所产生的大量的新工作都需要有技能的人才。
　　培养适合市场需求的技能要有行业的参与。王一丹说，英国在2008年成立了就业和技能委员会，其目的是加强雇主在教育中的声音、减少技能的差距和不足、实现当前就业和技能培养体系所能达到的最佳效果。目前，英国政府已经资助了25个行业技能委员会，覆盖了90%的劳动人口。
　　事实上，这些委员会有助于雇主对职员培训和发展的承诺及投资。
　　学校、政府、企业，三家合作不能少
　　事实上，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王一丹认为，一个人的就业取决于综合因素，包括就业机会、工资、劳动力市场规则、相关的教育和技能、资格、家庭背景、工作经验、职业信息和个人选择等。这些因素意味着教育的干预是必要的，但并不足以实现就业。制定并实施一个综合的，涉及到政府、教育部门和雇主的全方位战略会更为有效。
　　通过提供工作经验和最终就业，雇主可在学生从学校到工作的过渡中发挥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快速增长的经济中更是如此。
　　一些政府已经尝试鼓励雇主为青年人提供工作经验、学徒培训和就业机会。合作伙伴关系和激励机制在低、中收入国家以及正规和非正规部门的合作是可行的。在经济转型和中等收入国家，政府拥有充足的资源并拥有庞大的正规经济部门，引导企业参与这些服务是有帮助的。然而，在许多以非正规部门为主导的低收入国家，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可能有效，但由于企业规模较小，这种方式很难管理。
　　王一丹认为，无论学生完成哪一级的教育，大多数毕业生都会在本地就业，因此，要减轻从学校到工作过渡的压力。鼓励当地企业参与，以提高教育的相关性和就业选择是非常重要的。
　　在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方面，尤其如此。劳动力开发与雇主的紧密联系是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的关键。
　　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与当地企业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值得关注。合作关系促成了由雇主代表和来自不同企业的教师组成的董事会。这些合作也给学校带来了最新的设备捐赠。通过伙伴关系的建立，企业的员工帮助学院搞项目，学院反过来帮助企业发展商业化生产过程。这一伙伴关系也培养出了当地企业高度需求的，尤其是新兴工业所需求的毕业生。
　　然而，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并非自然形成。政府的干预和激励机制是使企业成为培训伙伴的关键。例如，在法国的图卢兹，所有的雇主或者公司需将相当于职工工资3%的税收支出用于学徒培训，让企业担负起参与技能培训的责任。